纪要| “鸡娃”社会学六十年:统计数据与理论演进(社会理论青年说第6讲)
首发时间:
2021年7月9日
整理人:
Molly,桃子,云起时
(感谢三位志愿者整理文字稿全文)
2021年6月20日(周六)晚上,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社会学博士李昂然,受邀作为《社会理论青年说》第6讲的主讲人,带来了《鸡娃之困?社会学视野下家庭教育的理性思考》的精彩演讲。本次有800多位学者和学生参与了讲座。
李昂然老师将通俗的“鸡娃”现象理解为教育社会学的“父母教育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概念,进而以教培行业、跨国数据、国内分省数据等方面,客观地展现了“鸡娃”的来龙去脉与经济社会脉络。
首先从K12教育的课外辅导意愿调查、市场规模变迁数据、个别上市公司的发展数据,多层次展现了“鸡娃”的现状(例如:2016年一份调查显示只有0.6%的家长表示课外辅导的钱能不花就不花),并表示在现阶段市场需求与市场规模的前提下,强制管理难以发挥作用。
接着,李昂然老师提出,以“鸡娃”为代表的家庭教育焦虑,并不是我国独有的——不管是美国教育中的“直升机父母”、“虎妈”,还是日韩社会的补习现象,都使得问题转向解释全球范围之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出现的“鸡娃”现象。
在讲座过程中,李昂然老师从各国收入不平等数据、高等教育普及数据等指标,跨国+历时比较了鸡娃现象的社会关联性。接着,又以中国各省的高考数据,分析了鸡娃激烈程度是如何与各省的教育资源有一定关系的。
李昂然老师还专门分享了父母教育参与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的演进过程。
父母教育参与研究中涉及大部分理论工具早在1960年代就形成了,是一个跨学科的整合。在社会学领域,根据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视角,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提出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期望会很大程度影响孩子的未来社会经济地位,因此父母对于子女未来发展的作用被研究凸显出来。其次,1964年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领导其研究团队收集了美国3000多所学校中65万学生的数据,并进行分析和论证,撰写了影响巨大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的报告,又称科尔曼报告,奠定了实证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基础。科尔曼报告发现,学校质量差异与学生学习表现的相关性不大,学校因素解释了大约10-20%学生个体之间的成绩差异,然而,家庭背景和父母教育参与因素要比学校因素重要。之后,科尔曼进一步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去解释了父母教育参与的重要性。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教育心理学家也关注父母教育参与的过程,1960年代,戴安娜·鲍姆林德提出父母教养方式理想型(Parental Styles),并在1990年对其分类进行补充。根据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和要求程度,鲍姆林德将教养方法划分为四种:权威型、专断型、放纵型、以及忽视型。与其他类型相比,其中权威型教养对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更多益处。另外,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钠,从儿童研究的角度,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认为的是个体的成长过程是嵌入在社会生态系统之中的,并强调周围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是跟周围环境的互动的结果,他强调孩子跟父母、老师、周围社区的互动需要构建良性生态系统,通过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理解父母教育参与过程。
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也提供了理论视角去思考父母教育参与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宏观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要大于物质资本,而投资教育是构建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从微观个体层面,个体需要通过提升自己的教育去积攒知识和提高技能,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去提升自己的资本来跟其他人竞争。父母作为子女教育的主要投资者,其教育参与的作用就被显现出来。1960年代不同学科的理论发展为我们今天理解鸡娃现象奠定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同时,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实践是紧密相连的,并不是脱离的。从1960年代开始,理论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大众知识建构的过程,知识建构的结果就是家庭和父母的重要性被逐渐凸显出来并从个体行为走向制度化的社会行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知识建构过程,父母教育参与作为一种既定认知行为不断地向全社会扩散,于是大众慢慢认识到父母要不断地去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
1970年代,学界兴起了新教育社会学运动,该运动是对传统的学校教育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反思,从批判学校教育的视角诠释父母教育参与的重要性。因为60年代的理论发展强调家庭和父母的重要性,所以70年代大众和学界开始反思学校教育的作用。很多经典文献,如鲍尔斯和金提斯的著作《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威利斯的著作《学做工》,以及布迪厄的著作《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对学校教育的作为社会再生产机制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左派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的作用完全和教育初衷是相悖的,学校作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成为去控制劳苦大众的机制和场所。工薪大众将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从学校毕业之后,孩子成为了生产工具,去维护既得利益者主导的阶级结构。因此,在阶级再生产的过程中,公立学校教育不能惠及到每一个学生。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影响了到公共教育领域个改革,将市场化私人经营引入公共教育。在这个背景下,父母教育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逐渐被大众接受。
1960年代的理论发展将父母教育参与对子女发展的把父母教育凸显出来,而1970年代对于阶级再生产的学校教育批判从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大众对公共教育的不信任。公共教育的衰败和父母教育参与的兴起成为了鸡娃式教育出现并流行的重要动因。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关于父母教育参与的实证研究兴起。以大型代表性追踪教育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开始关注父母教育参与和子女教育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在1988年收集了《国家教育追踪研究》调查数据(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1988: NELS1988)。大型观察类调查数据对于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教家庭育变动和其对孩子影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教育社会学领域涌现了大量高质量的关于父母教育参与的定量研究。
与此同时,父母教育参与的定性研究也不断涌现出来。通过人物志研究,研究人员近距离走进了家庭和学校,去观察微观层面父母和子女的互动。例如,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的的著作《不平等的童年》和莎伦·海斯的著作《母职的文化困境》对家庭教育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并揭示了父母教育参与逐渐走向狂热的趋势。
2000年至今,随着理论的完善和实证研究的不断推进,教育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父母教育参与被制度化。部分发达国家已经通立法,规定父母教育参与的形式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学校教育积极地鼓励和指导父母教育参与,比如老师会要求父母参加学校的家长活动,来检验父母是否重视孩子教育。实证研究也表明,父母参与的方式逐渐多样化并且程度不断加深。例如,现在父母在孩子学习上需要做的事情特别多,监督孩子的教育,打卡,上传到群里,需要跟其他家长联络、分享信息,需要付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在不断增加。因此,研究开始关注日益白热化的家庭教育竞赛以及密集父母教育参与的效果,并关注其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在讲座交流环节,参与直播的学友也积极提问。李老师也在回应过程中,分享了自己关于最近热议话题的看法,比如学区房问题等等。
很多同学也大呼没有听过瘾,尤其是量化研究如何和理论分析结合、学术研究的数据管理与使用等议题,所以本周六(明天),Sociological理论大缸还邀请了李昂然老师继续分享《社科研究设计与量化研究》讲座,欢迎继续了解。
周六讲座| 为什么不管定量、定性还是理论研究,都应该学一学【量化的研究设计】【讲座介绍】
《社会理论青年说》是微信公众号“Sociological理论大缸”创办的月度系列讲座,每月邀请来自海内外、致力于社会理论研究的青年老师和博士生,分享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心得。
第1讲(2021年1月)是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李钧鹏教授分享的《战争社会学初探》;
第2讲(2021年2月)是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杨宇辰同学分享的《社会学如何研究男性气质?前沿与问题》;
第3讲(2021年3月)是由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作彧老师分享的《我们这个颠倒的世界:现代社会的时空缩胀》;
第4讲(2021年4月)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生付正同学分享的《聊聊政治社会学的文化转向》。
第5讲(2021年5月)是由日本御茶女子大学研究员李亚姣老师分享的《浅谈马克思主义女权的路径:从“妇女回家”到“上野千鹤子热”》。
第6讲(2021年6月)是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李昂然老师分享的《鸡娃之困?社会学视野下家庭教育的理性思考》。
预计此后将会陆续邀请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北欧等地,来自耶鲁大学、北京大学、爱丁堡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方向的青年社会学老师和博士生继续分享,敬请关注。